将诸家说相比，并以求其是，便有合辨处。
程颢之在上元、晋城，教化大行。因曰：自有宇宙以来，虽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客否？又约九渊至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听者感动，至于流涕。
是以后人即为评断，未必中其肯綮，不过常因性分学识与乎处境之不同，各逞所见，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已，于宋儒本身价值庸有增减哉。继君因仍祖制，其弊益著。道洁曰：学者当自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惟余以为例之宋代，要当有以分别者耳。其解放人类精神，至于极限，为先儒所不及见也。
且曰：此人虽未知道，亦忠信也。然亦须著力深，方有疑。这个传统绵延至今，不仅蓍筮龟卜引用繇（谣），其它各种吉凶占断之书也都引用诗歌。
郭沫若曾在《奴隶制时代》中指出：《诗经》必然是经过后人修改润色，整齐划一过的东西。——修订本注 [12]《易经》当中，一爻之内，古歌内容的吉凶与占辞判断的吉凶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庐六古音近，故六得借为数词六。贲：贲其趾，舍车而徒。
第一首诗用今韵，第二首诗用古韵。其中虽不能肯定有在《周易》前或它同时的诗篇。
又：《别雅》卷二：繇俗，謡俗也。汉儒偏重象数，宋学偏重义理。后世的读者，难以感知音韵的和谐。要之，六字之形，上∧下||，或简化作∧（实为‘宀形），则形近八。
当时阴爻用偶数二、四、六、八表示，阳爻则用奇数一、三、五、七、九表示。两千多年来，对它的诠释一直是文化研究的热点。早在1928年11月，他在《东方杂志》第25卷第21、22号上发表了著名长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该文第一章第三节艺术部分，首次研究了《周易》的屯、贲、离、井、震、归妹、中孚等七卦中的古歌片断。一般来说，史记与古歌内容不相干。
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所以古人称诗人为词人。
作《易》者受赋诗言志风气的影响而大量引用古歌，这无异于无意中为我们保存了一部奇特的诗集。《易传》无视古歌存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引述《易经》时将其中的占辞与古歌一视同仁，混同不分，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存在这种区分。
《说文·五部》：五：五行也。交午为古代成语，属并列联合词组，交午同源，皆交之义。例如： 《家人》六二：无攸遂，在中馈。收入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同人：同人于野，同人于门，同人于宗。例如《坎》卦：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九二坎有险求小得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九五坎不盈只既平无咎上六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
事实正是如此，《易经》古歌以二言、三言和四言为主。我在前面曾经谈到，《易经》韵字出现的位置显得没有章法。
不过，高亨先生有一个论断是非常精辟的：由《周易》中的短歌到《诗经》民歌，也显示出由《周易》时代到《诗经》时代，诗歌的创作艺术逐步提高的过程。六古写做∧或八[17]，后来演变为阴爻符号。
《说文》：繇，随从也。参见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载《原道》第十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家人》摘自家人嗃嗃，仍非首句。1．经传的影响 《易经》本身的筮书性质，是其中古歌被掩盖的根本原因。[②] 二、前人关于《易经》古歌的研究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唯有两篇文章对我最有启迪：李镜池先生的《周易筮辞考》，高亨先生的《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又有《小毖》在颂之什。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这也是荀子的态度：善为《易》者不占。
这是《易经》用韵的千古之谜，从来没有人作出过合理的解释，甚至没有人提出过疑问。不仅引史记，还作了占辞。
史记散文句式较参差，更与古歌句式不一致。（困六三） 艮其背，不获其身。
象数之学本于《易经》的符号系统，义理之学本于《易经》的文字系统，两派互相对立，其实具有互补关系，都是基于《易经》、始于《易传》的。这种传统当不始于《周易》，其所由来当更久远。例如《干》的潜龙勿用，《需》的敬之终吉，《师》的在师中吉。第一步工作只是尝试性的概括，其结果即拙文《易经古歌的发现和开掘》（1993年初写成，《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发表）。
而占辞则在《易经》中频繁出现：凶出现49次，吉出现95次，吝出现16次，贞111次，贞吉35次，悔32次，悔亡18次，无悔6次。——修订本注 [⑧]爻字本身亦无变动之义。
《左传》人物大量征引诗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见于《诗经》。《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或者是‘触景生情的‘兴。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